家庭中的認知勞動

多年前我讀了關於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ur）的書，近年又認識了親密關係中女性承擔的情感詮釋勞動（hermeneutic labour），及至上週在社交媒體看到關於女性，特別是媽媽，在家庭裡擔當的認知勞動（cognitive labour），便馬上把社會學家Allison Daminger所寫的What’s On Her Mind: The Mental Workload Of Family Life 找來讀。作者訪問了數十個家庭，大部份是異性伴侶家庭，也有少部份同性伴侶，作者聚焦的現像，我一直都十分感興趣，就是家中各人的需要，好像總是由女性去預測、認定幾個可行的選擇去滿足需要、作出決定及監察效果，雖說有幾個清晰階段，但目標事件往往相對瑣碎而不獲重視，例如孩子的疫苗注射、孩子要選哪些課外活動及接送安排、家中的日用品是否要補充、長輩的壽辰慶祝等等，這些種種一般由媽媽包辦，若媽媽覺得做不來，爸爸會叫媽媽「弄張清單讓我照做」，但很多時候，媽媽覺得「寫清單也是工作，而且寫了清單他也會做錯，既然都要做，我自己做更省事」，最後自己累壞了，甚至在工作時也想著家裡的事，連工作也受影響。書中有許多不同的情境與例子，我不是看見自己就是想起朋友，隔著頁面我也感受到那種疲憊、沮喪和怨恨，同時有種豁然開朗的感覺，就是這種一直困擾著、壓迫著自己和其他女性的勞動，終於有個準確的名字。認知勞動比情緒勞動更精準地描述大部份女性為家庭的付出。的確，事情要得到妥善處理，並不能靠微笑一下或用心聆聽這些情緒勞動。要家庭能順暢地運作，必然要有人用理性而非情緒去計劃打點。

在不同的家長活動中，也聽過許多太太被家中瑣事弄得身心疲累，但要說自己正在做很重要、很有價值的工作，她又說不出口，有些還會滿腔不忿地說家務就是不值錢，要與外出工作的丈夫平起平坐，只能也出去打工。無奈，若找幫傭的成本要全部由太太支付，所餘的工資又少得不像樣，最後太太便打消外出工作的念頭，繼續在家中勞動，怨恨日積月累，但自己也不知為何會感到這樣不快。（問題：為何幫傭成本要全數由太太承擔？）

作者提到，由於以往的研究常以實際花在行為上的時間來計算夫妻二人在家庭中承擔的家務，頭腦上的勞動，雖說耗能，但一直沒能被好好記錄及認可，要一個媽媽記下她到底用了多少時間去提醒自己「雞蛋和牛奶只剩少許，下班時應該要買點回家」，她自己可能也算不來，就因為很難以時間量化這種對家庭的投入，這些勞動在研究中一直被忽視。但留意到再不買家人便沒有蛋吃，確實也會令她有些困擾，而且她可能預測到叫先生買他可能會忘記，忘記後他又會說吃少一、兩天沒甚麼大不了，於是便決定自己下班再累也要去買好食物才回家，因為這是最可以確保家人有蛋吃有奶喝的方法。這些勞動，用的是頭腦 (mind use) 而不是時間 (time use)。又例如，家裡可能有些位置需要維修，夫妻事前可能認定了是其中一人跟進，但認投了的一方其實不覺得要維修的位置是大問題，甚至不覺得是一個問題，所以遲遲沒有找關於維修人員的資料，最後另一方實在認為非要立刻維修不可，唯有自己找人來修好，並在心裡認定對方不可靠。你可能覺得這一連串計劃與行動簡單不過，但家裡有數不完的瑣事，一樁當然很簡單，十樁呢？二十樁在不同時間出現，而由開始到完結的時間各有差異呢？還是很簡單嗎？

我碰巧在母親節後讀到這本書，母親節前後，有女議員撰文提及情緒勞動，引來男社工也寫一篇長文隔空辯論，認為情緒勞動男性也有承擔，並逐點駁斥女議員的建議。原文立論有不準確的地方，回應方一邊說「男性也很慘」，一邊說「原文通篇都是盲點」，再加幾句「我沒有那個意思」試圖淡化攻擊性，是我相當熟悉的爭執模式，幸好二人不是夫妻，否則後果堪輿。我並不打算進入那場泥漿摔角，反而覺得二人都可嘗試了解認知勞動，而不要局限在情緒勞動上爭辯。關於認知勞動，作者認為男女之間50-50並不現實，而50-50這種安排也完全否定了個人偏好及文化多元性，或許有些家庭認為男主外女主內就是很好的分工，外界又憑甚麼說那是不好或是錯？作者認為轉變的可能在於認清現況、重新想像認知勞動的分擔方式以及在社會、機構及個人層面如何整體減低認知勞動對家庭的壓力。

作者所做的研究基於美國，而且以相對富裕的白人家庭為主，對於香港這個華人社會，分析及建議未必完全適用。不過，我認為這本書還是十分有參考價值，希望認知勞動這個新的研究視角，能啟發本地研究及一些能惠及各種性別成人的政策改變，讓香港的有識之士也不需再糾纏於「你慘我更慘」這種低水平的爭辯之中。